信仰的远征——探访红军长征出发地长汀、宁化

　　信仰的远征——探访红军长征出发地长汀、宁化

　　福建省宁化县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广场。 （林正添 摄）

　　“郎当红军莫念家，专心革命走天涯；十年八载不算久，打倒反动再回来……”82年前的秋天，闽西、赣南大地上，悲怆山歌久久回荡。兄弟同参军、父子齐上阵……数万红军将士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于都出发，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伟大奇迹，抒写了气壮山河的不朽史诗。

　　82年后的今天，记者来到曾经的“红色小上海”长汀、“苏区乌克兰”宁化，回望那段刻骨铭心的红色岁月，感悟那种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探寻共产党人矢志不移的坚定信仰。

　　出发——

　　“一切为了苏维埃！这是一种信仰”

　　美国著名作家埃德加·斯诺曾在《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长征：“从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北道路的尽头为止。”文中“福建的最远的地方”，就是记者眼前的“红军长征第一村”——曾经的长汀钟屋村（后更名为“中复村”）。如今，村里的观寿公祠前伫立着一块石碑——“红九军团长征二万五千里零公里处”。

　　1934年9月30日上午，松毛岭硝烟笼罩、炮声隆隆，红九军团的将士们接到了马上转移的紧急命令。在松毛岭下的钟屋村观寿公祠前的空地上，军团参谋长郭天民召集召开了誓师大会。当天下午，红九军团及红屋区赤卫模范连、少先队，来不及掩埋牺牲的战友，便冒着蒙蒙细雨，在亲人难以割舍的目光下，离开了钟屋村，走上了漫漫长征路。

　　数日之后，驻防宁化的红三军团第四师、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九军团后方机关等一万余名红军将士，也陆续走上了长征之路。

　　乡亲们拿着鸡蛋、花生、地瓜干、草鞋、布鞋，父送子，妻送夫……

　　今年53岁的钟鸣从小生活在钟屋村，两名叔公是红军烈士。他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

　　当年，赖二妹新婚第二天就送别丈夫参加长征，后来的大部分时间，她就坐在自家门槛上，痴痴地等待丈夫归来。这一等就是三十年，门槛也在她苦苦地等候中被坐出了一道深深的凹槽。1963年，她等到的却是丈夫战死沙场的消息。她含泪给丈夫修建了衣冠冢，棺材里放的是她每年给丈夫做的一套新衣裳，一共三十套。“那是她三十年无尽的思念和爱啊！”

　　讲故事的人红了眼，听故事的人流了泪。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单是宁化一个县，就有近3000名红军将士血染湘江，最后长征胜利时，宁化籍将士仅存58人。

　　是什么力量，让父老乡亲义无反顾地护佑红军、夜送红军？是什么力量，让英雄儿女视死如归般投身革命、离乡远征？

　　“一切为了苏维埃！”长汀县文化综合执法大队大队长钟彬彬感慨道，“这是一种信仰。”

　　“没有苏维埃就没有他们啊！我和孩子们商量好了，就是断了香火，也要跟着红军干革命！”当年，塘背乡苏贫农团的罗云然老人在“红军桥”上坚定地说。他先后将自己的六个儿子送到了战场上。最终，六个儿子全部壮烈牺牲。

　　“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那时候，钟屋村一带跟随红军长征的群众就有六七百人，他们全都杳无音信、再无归期。”钟彬彬告诉记者。

　　长汀县委党史研究室副研究员康模生告诉记者，群众的追随，也是一种抉择、一种信仰。群众相信红军、相信中国共产党，相信他们是真心为了劳苦大众打天下，这种信仰的力量超越了物质、超越了生死。“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征不仅是一次身体上的远行，更是一次信仰的远征。”

　　铭记——

　　“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才能发扬光大”

　　“那座老旧房屋里，住着的就是钟宜龙老先生。他的养父，是红五军团烈士钟大廷，养母是红屋区妇女游击队长涂从孜。”

　　8月25日，松毛岭脚下，长汀县南山镇长窠头村的青草湖边，记者顺着当地村民的指引，来到了钟老家门前，重新刷过的门框上，一副红字对联“若要红旗飘万代，重在教育后一代”引人注目。走进屋去，环顾四面墙壁，已被剪报、展板铺满，全是关于革命的照片和文字资料，以及红军当年在南山驻扎时留下的标语等。很难想象，完成这些的是一位88岁高龄的老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