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初，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前，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决定了随主力转移和被留下的高级干部名单，瞿秋白被留下。瞿秋白曾请求随红军主力和中共中央一起走，被拒绝后，心情有些激动，却没说话，那天酒喝得特别多。他差不多预料到了自己后来的命运，说：“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么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1935年2月，瞿秋白被敌人俘获。宋希濂曾试图劝降瞿秋白，特务机关也曾协助三十六师军法处诱迫瞿秋白投降，都未能得逞。
5月17日，瞿秋白开始写《多余的话》。22日写完。全文共7章，加上附录《记忆中的日期》，共约两万字。这篇文章虽短，却在之后数十年中一次次激起回波，其影响至今未消。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何必说？——代序
多余的话（节选）
瞿秋白
话既然是多余的，又何必说呢？已经是走到了生命的尽期，余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来算，甚至不能按星期来算了。就是有话，也是可说可不说的了。
但是，不幸我卷入了“历史的纠葛”――直到现在，外间好些人还以为我是怎样怎样的。我不怕人家责备、归罪，我倒怕人家“钦佩”。但愿以后的青年不要学我的样子，不要以为我以前写的东西是代表什么主义的。所以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而且，因为“历史的误会”，我十五年来勉强做着政治工作。――正因为勉强，所以也永远做不好，手里做着这个，心里想着那个。在当时是形格势禁，没有余暇和可能说一说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时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现在我已经完全被解除了武装，被拉出了队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已的冲动和需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布尔什维克所讨厌的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不能够不发作了。
虽然我明知道这里所写的，未必能够到得读者手里，也未必有出版的价值，但是，我还是写一写罢。人往往喜欢谈天，有时候不管听的人是谁，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
（一九三五·五·一七于汀州狱中）
少年瞿秋白和父亲瞿世玮合影
……
一出滑稽剧就此闭幕了！
我家乡有句俗话，叫做“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这窝始终是做不成的。一个平心甚至无聊的“文人”，却要他担负几年的“政治领袖”的职务。这虽然可笑，却是事实。这期间，一切好事都不是由于他的功劳――实在是由于当时几位负责同志的实际工作，他的空谈不过是表面的点缀，甚至早就埋伏了后来的祸害。这历史的功罪，现在到了最终结算的时候了。
你们去算帐罢，你们在斗争中勇猛精进着，我可以羡慕你们，祝贺你们，但是已经不能够跟随你们了。我不觉得可惜，同样，我也不觉得后悔，虽然我枉费了一生心力在我所不感兴味的政治上。过去的是已经过去了，懊悔徒然增加现在的烦恼。应当清洗出队伍的，终究应当清洗出来，而且愈快愈好，更用不着可惜。
我已经退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伍，已经停止了政治斗争，放下了武器。假使你们――共产党的同志们――能够早些听到我这里写的一切，那我想早就应当开除我的党籍。象我这样脆弱的人物，敷衍、清极、怠惰的分子，尤其重要的是空洞地承认自己错误而根本不能够转变自己的阶级意识和情绪，而且，因为“历史的偶然”，这并不是一个普通党员，而是曾经当过政治委员的――这样的人，如何不要开除呢？
现在，我已经是国民党的俘虏，再来说起这些，似乎是多余的了。但是，其实不是一样吗？我自由不自由，同样是不能够继续斗争了。虽然我现在才快要结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已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严格地讲，不论我自由不自由，你们早就有权利认为我也是叛徒的一种。如果不幸而我没有机会告诉你们我的最坦白最真实的态度而骤然死了，那你们也许还把我当一个共产主义的烈士。记得一九三二年讹传我死的时候，有的地方替我开了追悼会，当然还念起我的“好处”。我到苏区听到这个消息，真我不寒而栗，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实在太那个了。因此，虽然我现在已经囚在监狱里，虽然我现在很容易装腔作势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这样做。历史是不能够，也不应当欺骗的。我骗着我一个人的身后虚名不要紧，叫革命同志误认叛徒为烈士却是大大不应该的。所以虽反正是一死，同样是结束我的生命，而我决不愿意冒充烈士而死。
1923年初瞿秋白回国留影
永别了，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最后叫你们“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们“同志”的了。告诉你们：我实质上离开了你们的队伍好久了。
唉！历史的误会叫我这“文人”勉强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的脱离队伍，不简单地因为我要结束我的革命，结束这一出滑稽剧，也不简单地因为我的痼疾和衰惫，而是因为我始终不能够克服自己绅士意识，我究竟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
永别了，亲爱的朋友们！七八年来，我早已感觉到万分的厌倦。这种疲乏的感觉，有时候，例如一九三○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间，简直厉害到无可形容、无可忍受的地步。我当时觉着，不管全宇宙的毁灭不毁灭，不管革命还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现在已经有了“永久休息”的机会。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生没有什么朋友，亲爱的人是很少的几个。而且除开我的之华以外，我对你们也始终不是完全坦白的。就是对于之华，我也只露过一点口风。我始终带着假面具。我早已说过：揭穿假面具是最痛快的事情，不但对于动手去揭穿别人的痛快，就是对于被揭穿的也很痛快，尤其是自己能够揭穿。现在我丢掉了最后一层假面具。你们应当祝贺我。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
从我的一生，也许可以得到一个教训：要磨练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否则，不免是“捉住了老鸦在树上做窝”，不免是一出滑稽剧。
我这滑稽剧是要闭幕了。
瞿秋白与妻子杨之华、女儿独伊
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不但在政治生活里，我其实从没有做过一切斗争的先锋，每次总要先找着某种依傍。不但如此，就是在私生活里，我也没有“生存竞争”的勇气，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常的琐事。我一直是依傍着我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尤其是我的精神上的懦怯，使我对于她也终究没有彻底的坦白，但愿她从此厌恶我，忘记我，使我心安罢。
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
我替他们祝福。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经用尽，剩下一个躯壳。
如果我还有可能支配我的躯壳，我愿意把它给医学校的解剖室。听说中国的医学校和医院的实习室很缺乏这种实验用具。而且我是多年的肺结核者（从一九一九年到现在），时好时坏，也曾经照过几次X光的照片。一九三一年春的那一次，我看见我的肺部有许多瘢痕，可是医生也说不出精确的判断。假定先照过一张，然后把这躯壳解剖开来，对着照片研究肺部状态，那一定可以发见一些什么。这对肺结核的诊断也许有些帮助。虽然我对医学是完全外行，这话说的或许是很可笑的。
总之，滑稽剧始终是完全落幕了。舞台上空空洞洞的。有什么留恋也是枉然的了。好在得到的是“伟大的”休息。至于躯壳，也许不能由我自己作主了。
瞿秋白就义前在长汀中山公园凉亭前留影
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
最后……
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罗亭》，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很可以再读一读。
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永别了！
（一九三五·五·二三）
延伸阅读：瞿秋白《多余的话》读后感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读瞿秋白《多余的话》便能感受这种来自生命的真实和心灵的表白。仿佛看见了那个午后，一个戴着眼镜书生模样的人，手带铁铐，在几个武装人员的押解下，缓步前行。走着走着，来到了一处草坪，中年人回头对押解的人笑笑说：“此地很好。”稍后，枪响了，中年人应声倒地。
瞿秋白是不幸的，一个中国传统书生的不幸，他的不幸源自他的懦弱。也让我们看清了“政治”与“政客”。他在人生的尽头一吐为快，说出了“最后的最坦白的话”，这种勇于自我批评的精神，将成为一份珍贵的思想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载入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册，润泽后代，成为永恒。
瞿秋白本立志“文学”，但却因交不起北大的“学膳费”而改投“俄文”。那时俄国已经革命，本想以俄文谋口饭吃，谁曾想被卷进了“政治漩涡”。不能从事（m.simayi.net）自己所喜爱的工作已够痛苦，他却更不幸地登上了一个自己不擅长的“政治”舞台。他用书生式的懦弱对待人生，几乎没有什么反抗。在接二连三地受到政治打击后，又留在苏区“坚持斗争”之名，被王明、博古他们有意地将这个包袱甩给了敌人，客观地讲王明、博古是在借刀杀人。
瞿秋白在走向刑场前写下这《多余的话》，算是一种解脱。至少他敢于讲出许多人不敢讲的话：参加革命仅是历史的安排，并非追求什么马列主义。尽管招致了身后无穷无尽的是非，但时间已经开始证明并且还将继续证明，瞿秋白做出在临死前一吐心曲的决定是极其正确的，他最终以这一篇《多余的话》而真正捍卫了自己的人格和名誉。
直到最后，瞿秋白才真正感受到一种人生的超脱。在说完心里话后，他还不忘“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
临刑前，瞿秋白曾经写过一首《卜算子》词，其中有：“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一场悲剧就这样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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