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汀年俗——打荸荠

在汀南的涂坊度过最特别的时光是春节。大人的世界新年即是放鞭炮、开大门之后就开启了新的时光，年景困难时还要愁老少的新裳和嗷嗷待哺的口腹。孩童的世界新年比较简单，因为是从“打荸荠”开始的。

“打荸荠”确是指荸荠，但又不全是荸荠。从中原南下，乞求活命的流民们，费尽最后一丝气力通过了武夷山最南端的隘口。他们转头再不见追兵，但前望却是绵绵不绝的群山。喘息未定的人群，存粮将尽，山野存活还须上苍开眼。他们让孩子拿着口袋去向成人要一口活命之粮，要不到，就会被“淘汰”。易子而食，从来都是中原民间可怕的记忆。残酷现实居然让步给了群体无意识的运算能力，各家勉强有余粮，你一把米，我一把豆，他几支干菜，人群平分了余粮，不多不少，活命神迹如西人的五饼二鱼。

此后活下来的人们，便在一年开始那一天，尽自己能力准备下荸荠、糖果、小饼等各种小食，以招待即将到来的“小客人”。这一民俗是用来纪念祖先和我们存活下来的过程，人群用无声无字的形式纪念并回溯人群中无意识而伟大的“神迹”。

乡间大多数时候处于物质匮乏的状态，荸荠这种勉强可以充饥的野物，往往占据活动主角地位。久而久之，人们就习惯用“打荸荠”来代替这一活动。

母亲一直觉得“打荸荠”很丢人，因为她成长的迳口村是“打荸荠”的终点，她的童年没有经历这个习俗，她一直认为这是乞讨，很不体面。她其实是对的，“打荸荠”就是乞讨，但这个乞讨从前是为了活命，后来是为了纪念。姐姐带着我，总是在大年初一顶着母亲的训斥去“打荸荠”。袋子就用祖母说的“干粮袋”，当年逃难时候用的款式，后来成了我们的书包，单薄却有韧性，口小却颇能容物，再后来就是“打荸荠”的重要道具。

我们的家在小镇的中间，那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位置，和村头村尾不一样，我们无所适从，不知该向哪个方向才能不遗漏“打荸荠”的人家。别的孩子却没有这样的烦恼，他们从遥远的河埔村向南，或者从更遥远的迳口村早禾角向北，像先祖的脚步那样坚定。我们不行，怕被母亲发现，根本不敢出现在家附近的地方，于是行进的路线也就越发凌乱。最后是乱走一气，反正也只是图个高兴。我总是兴高采烈开始的，但渐走脚渐短，终于爬到姐姐的背上去。

每到一户人家门口，孩子们用特有的高亢童音喊出“打荸荠”三个字，主人家就会喜笑颜开走出门来，将一大把的糖豆、花生酥、荸荠、瓜子装进“干粮袋”里。大胆能言的孩子会唱出流通在乡间的客家版本莲花落：“添丁添财，豆子拿来，番薯熟片拿来，爱咁多赚咁多，过起新年，身体健康，脚踏四方，方方得利，东南西北，处处发财。”主人家哪有不喜笑颜开的呢，当然多有馈赠。那些腼腆的孩子，会在一户人家门口站上许久，不敢出声，主人家偶一发现就会三步并两步抢出门来，带着怜惜的笑，将更大把的零食装进他们的袋子里去。背着弟妹的孩子总是能让主人家更为爱怜，多给一份零食，这往往是很多大孩子背着弟妹出行的动力。

“打荸荠”所获，我们一向来都是悄悄的带回家，不敢让母亲看见，只能和祖母分享，她总是笑得看不见眼睛，她只拿几个荸荠放进她的柜子用来“等”她的外孙们，她说她小时候也“打荸荠”。堂兄们则一路直下马屋卢屋，走得很远很远，直到蘘荷岭下，返回多半已经是午后。他们会在涂坊与赖坊交界的接佛亭后头坐下来，享用“打荸荠”的成果。

多年之后，我将“打荸荠”是纪念的认知同母亲细细讲了，她便也同意了我带女儿去“打荸荠”，这一认知变化我们一家子用了三十多年的时光，中间经历了长汀龙岩福州厦门，很多的他乡，爱分享成果的祖母也不在了，打荸荠的少年、孩童也都成了父母，甚至祖父母。

不过“打荸荠“在我们离开的数十年中没有等在那里，而是悄悄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就像它在过往的时空中也是变易不定的。改革开放之后走出家门的乡人们，习惯于出门打工寻找机遇，他们已经不能再忍受被动的等候在家中，他们要走出家门去慷慨馈赠。于是他们聚集在村庄中心的公共空间，在祖先的祠堂前，将巨大的麻袋码放成“胸墙”，里边是他们一年外出辛勤劳作的喜悦与骄傲，他们和祖先一道站在“麻袋城墙”后头，用巨大的铁勺将零食铲进那些拿着袋子的孩童手中，享受那些孩童的欢呼雀跃。虽然不再有走家穿户的快乐，和直面每一个门户后不一样的脸孔审视的勇气与磨砺，团体意识终要替代了个体意识，我们和村庄一起演进。“打荸荠”一事久而不可考，因为太过俗民，往往不被精英记载的县志府志所录，甚至于不能被本乡精英提及，所以只能以民俗现场的人类行为模式来分析，它从前肯定不是这样的，将来也必然不会是这样的，它真是我们所见的当下。总有人要怀疑民俗的消亡不远，或者对民俗的变迁抱有深深忧虑，而我则在那一刻，分明看到千百年来乞活的祖先们喜悦的身形在节场将隐将现，全不过问那些形式与内容。

离开汀南的故乡做客异乡已经有三十多年了，武夷山南部最边缘的丘岭虽然在月夜里依然山高而梦远，但一切的牵绊，梦里都还在。祖母那时还未衰老，母亲也还年轻。那时节的涂坊，好似一首《从前慢》，从容而笃定的爱着一种节奏。